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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会发力的时候，他转身告诉我们去车站有两个坡，得加一块钱，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只是叫他尽量快点，于是他又说了第二声好嘞，到这一刻我们终于明白好嘞只是一个语气助词没有实际的意义，就像去餐馆吃饭，你催菜的时候，总会被告知被催的那个菜正在锅里一样。车夫很健谈，东拉西扯的跟我们讲起他所知道的所有关于蓬溪的和世界的新闻，在谈到巴以冲突的时候，我们到了第一个坡，车夫说这个坡有个名字，我问他叫什么，他说这个坡叫刚娃。我在蓬溪生活了十多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坡有这样一个顺耳的名字，我笑着看看蒋焉，蒋焉也摇摇头。车夫从车座上站起来，用力的踩着，当他再次坐回车座的时候开始，开始解释这个名字的由来。他说这个坡和他的大儿子很相像，所以他给这个坡取了和他大儿子一样的名字。我问他坡和人有什么相像。他笑着说这个坡看上去很陡，但是只要掌握好节奏，控制好力道，踩上来很容易，他大儿子跟这一样吃软不吃硬。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给一个坡取名字，这本身需要多么不俗的想象力，而这个有想象力的人却干着靠体力挣钱的活。在第二个坡前，车夫直接从车上下来，一只手拉起车轮后的绳子，一只手掌着车把，看上去像极了那幅，而我们坐在车上就象征着剥削的枷锁，这让我们有些不自在。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我不愿意选择人力三轮，一看到车夫发达的小腿肌rou我就想起了剥削这个词，而剥削这个词不是什么好词，我不喜欢和它产生联系。我和蒋焉从车上跳下来，车夫说惊讶的看着我们说已经上了一个坡了你们不坐上来不好算账嘛。我告诉他蒋焉是我们学校的体训生，成天拉着轮胎在满是油渣的路面上跑步，有身用不完的力气，拉轮胎是浪费，拉人才是物尽其用，当我说到这的时候，蒋焉已经坐在车座上，我让车夫和我一起坐进车厢。蒋焉朝让我们坐好了，然后用力踩向踏板，这车立马脱胎换骨般的充满了生机，向着坡顶冲去。这个坡比第一个陡一些，也短一些，我想车夫的第二个儿子应该桀骜不驯，满是叛逆，这让我想到了自己，我在父母眼里是不是也有坡这一种属性。蒋焉一直把车骑到车站，给钱时，车夫不好意思多收那一块钱，但最终我们还是把钱塞进了他手里，他又慢悠悠的踩着他的三轮车向来时的路走去，这回遇见他两个“儿子”的时候应该高兴些了，它们都变成了下坡的快意。

蓬溪的老车站在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一个双向两车道的路总是被行人和摊贩塞得比实际上的更窄，这个五十米长的出站口，一辆车通行还算将就，最怕的是遇到会车，每当这个时候司机就从车窗探出头来，让轮胎从摊贩地摊的边缘无限接近的地方一寸寸的开过，在这拥挤的间隙，小贩总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商机，他们把锅盔，花生和其它乱七八糟的零食分成一个个的小包，用簸箕递向每一扇打开的车窗，虽然成功率不高，但也不是为零，所以他们乐此不疲。在这样的背景下老车站在一年前顺理成章的变成了蓬溪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而车站搬到了城郊，当然政府不这样称呼，他们说这里是开发区。一条宽敞的马路从城区一直延伸到新车站，这条路上过不少次蓬溪新闻，在新闻里这条路叫做六十米大道，我原本以为这是它的长度，想着可能是比老车站出站口长了十米所以才能上新闻，当然每一个进步都值得肯定，十米也是进步，也应该表扬肯定。当我站这里时，怎么看也不止六十米，于是才知道这是它的宽度。这里的环境很简单几乎一句话就可以形容下来，这里除了车站前卫大胆的候车大厅外，再没有其它建筑的存在，六十米大道上一些工人还在安装路灯，车站门口的地图上明确的标注着开发区未来十年的构想，但我看了很久也没找到自己现在站的位置，在还想进一步研究的时候蒋焉拉着我走进候车大厅。候车大厅很大，大到显得空空荡荡，阳光从穹顶的玻璃射下来，照耀着一排排整洁的座椅，座椅上零星的点缀着数目不多的旅客，更多的人都匆匆的来又匆匆的走，出现在进站口，消失在出站口，仿佛这里原本不需要一个候车大厅。“当，当……”我回过头去看见传出声音的大钟时针指向八点的位置，问蒋焉谢凯大概什么时候到，蒋焉看看时钟说快了，我想他和我一样糊涂。

我们透过检票口的玻璃，看着进站的汽车，长途汽车和乡村客运的中巴车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都大而且高，而谢凯就在这种大而高的车上，所以我们要发现他来时的车不是件难事，只是这五年多的时间里他还是那个一笑就露出大板牙的谢凯吗？五年前我和蒋焉去火车站的时候，他的个头和我一样，但现在我需要保持一定距离和他说话以免出现仰视的尴尬，于是我开始猜想我会不会是三个人种最矮的那个，于是我把背挺直等着答案即将揭晓的那一刻。大概在我保持这个姿势五分钟之后决定去上厕所，我问蒋焉要去吗，他说刚抽烟的时候就方便过了。“冯知，冯知……”刚进厕所没多久就听见蒋焉在大厅里喊我的名字，但此刻我没办法刹车，等爽完之后跑到候车大厅已经看不见他了，而检票口后面一辆高而大的长途车正在倒车回正车位准备进站，我知道是谢凯来了。我跑过检票口和蒋焉一起看着从车门上下来的每一个人，当看到一个梳着郭富城一样四六分头型的人我和蒋焉互相看了一眼确定那就是谢凯，这时那人也看见了我们，他向我们跑来，在那块写着“旅客通道请勿逗留”的牌子下，我们三个拥抱在一起，组成了通道上最大的一个障碍物，旅客从我们身边侧身而过，而我们仿佛没有意识到自己给别人带来的不便，不知是谁的拳头在捶打我的背，我也将这种节奏传递到他们身上，这是我们分开五年后的第一个拥抱，仿佛也是人生中的第一次拥抱，在这个时候，肢体语言可以完全替代一切语言，所以我们什么也没有说。我们在同一时刻被对方敲开了过去的门，让那段岁月美好的部分顺着大门一直流淌到现在，直到我们都感觉到了它的温暖和惬意。“好啦，二娃，快过来拿东西”，这时候我们才看见谢爸站在一堆行李边望着我们笑。

谢凯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去了奎格广场的露天茶馆，本来我们这个年纪更适合去网吧，但那里带上耳机盯着屏幕之后就变成了各自的世界，而我们需要的是是交流。谢凯坐在藤椅上左顾右盼，一直问这奎格公园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的，什么时候给全铺上地砖了，我们一点点给他讲，蓬溪这五年的变化。每天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