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王谢 第12节

    魏晋之际财物匮乏，盗墓猖獗，几代君主都提倡薄葬，有的用政令强制约束，神道石柱、石人、石兽、石碑都不许立。王家向来没有追逐奢侈的门风，这方面以身作则，实行简葬，不过每座坟茔还是刻砖立石，标记坟茔主人的身份。这是相信家族势力累世不衰，能够保住墓园不被强权者占用或被盗墓者打扰。

    王悦穿过林立的碑石，径直引她走到王晏之墓前，只见石砖新立，尚无风化磨损痕迹，上面用汉隶体简短刻着墓主生卒：“晋故护军参军琅邪临沂王晏之，咸和三年二月七日卒，年廿六，其年三月卅日葬于白石”。

    即使在亲人故旧记忆之中，他做过的每件事都还历历在目，留给后人晚辈看的也不过这么几行字，甚至连这几行字都不会留下，完全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王琅站在坟前对着那方小小的墓志看了很久，才终于收敛起所有表情，放空头脑，专心向长兄的坟墓添香祭拜。

    跟在她后方随侍的婢女司南打开竹编手提箱，取出里面的祭品一样样递给王琅。

    祭品都是王琅母亲刘氏准备的，王琅打开看过，里面装了王晏之过去喜欢的点心菓子，还有刘氏为他缝制的衣帽鞋履等物。

    墓土已覆，不可能再添加陪葬品，所以食物摆放到墓前，其它物品置入火盆中焚烧。

    他们在路上花费了一些时间，祭拜完成之后，日光已有些暝昧。

    在前领路的仍是王悦。

    他这次没有走最短路线，而是带王琅在整座墓地都走了一遍。

    王氏渡江的是王览这一支的后代。第二代墓是假葬墓，真墓在北方老家没有迁徙。第三代就是王导、王舒这一辈，埋葬了王颍、王敞、王含、王敦、王邃、王旷、王廙、王棱八人以及他们已经过世的妻子。其中王颍、王敞两人是王导的胞弟，永嘉之乱留在北方，没有渡江，后来人在北方遇难，尸首无法寻回，于是也只能立假葬墓。第四代是王琅这一辈，成年后丧的只有王应、王晏之两人，其余都是年幼早夭没能养大的幼子，有些连名字都还没取，随葬在家人旁边。

    王琅随他走了一圈也看了一圈，发现这么多坟墓里，几乎没有一个是主人正常寿终的。

    不过王导如今也只有五十多岁，他们这一辈又大多比王导小，没到古人眼中命若危烛的高龄。如果天下太平，绝不可能立出这么多墓碑。

    这就是乱世的影响，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庶民百姓，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也难怪王导要忧虑族人凋零。

    姜尚的观点应该是对的。王导手上能用的棋子已经不多了，想要布好当轴士族，世代簪缨的长局，他会愿意付出一定代价，以换取更重要的东西。

    然而一直到离开墓园，离开幕府山，王悦也没有说什么，不像在白石垒看苏侯祠那样意有所指。

    难道她想错了什么？

    第19章 间章

    咸康事迹编类札记

    第一讲·论王允之

    从晋人留下的记录来看，所有包含王琅出现的条目里，她与谢安之间互动的数量最多，仅《语林》中就达到一百三十二条，另外还有不少内容散布在《世说新语》、《搜神记》等典籍中，直观体现了世人对两人之间奇特相处模式的关注。

    对于她和谢安，前人已经取得了很多有见地的研究成果，本文不再赘述，此处要谈的是王琅与王允之这对兄妹之间的关系。

    （一）

    王琅的具体出生年月对同时代的晋人来说也是个迷，王家从没有对外透露过她的年龄，但从第一次出现在御亭她还没有换梳及笄发型来看，她与王允之的年龄差应该在五到七之间，是同父同母的嫡亲兄妹。

    王允之对她好得出乎寻常。

    根据目前能追溯到的记录，至少在王琅十一岁（因为王琅的年龄始终不明确，这个数字更可能是九或十）的时候，王允之就已经对她的要求无所不应了。

    王允之是个隐藏在迷雾里的人，不仅对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是这样，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也是这样。

    他第一次在文献记载中出现，也在时人面前扬名是在他总角的时候，根据《晋书》记载：

    “（前略）总角，从伯敦谓为似己，恒以自随，出则同舆，入则共寝。敦尝夜饮，允之辞醉先卧。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或疑己，便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凤既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吐中，以为大醉，不复疑之。时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还定省，敦许之。至都，以敦、凤谋议事白舒，舒即与导俱启明帝。”

    总角，一般认为是在八岁到十四岁之间，具体年龄不好确定，但大致是从孩童到少年这么一段范围，是人认知世界、形成世界观的重要时期。

    王允之总角的时候不在父母身边，也不像现代人一样上学，他被王家当时军事上的掌权人王敦带在身边，出则同车，入则同寝，宠爱程度非比寻常。王敦没有子嗣，虽然从哥哥王含那里过继了一个孩子，但从《晋书》记载来看，当时王家和他走得比较亲近的两个晚辈一个是王羲之，一个是王允之，其中又以王允之最受他的重视，曾经公开在世人面前说王允之和自己很像。

    王允之是个比较深居简出的人，不参加时人间流行的清淡聚会，也不喜欢结交朋友，所以就连同时代的人对他都不甚了解。好在这里给出了一条线索是王敦觉得他像自己。

    虽然王允之相关的记录很少，但王敦留下的记录却很多，可以参考他来描绘少年时代的王允之。

    王敦年少时就天下知名，后来举兵谋反，未成功便于途中病逝，关于他的记载里有很多不合情理的部分，可能是出于对叛臣的刻意丑化，采信价值不高，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偏向正面的部分。

    根据《晋书》记载，王敦眉目舒朗，性格简脱，有鉴裁，并通《春秋左氏传》。《春秋左氏传》就是《左传》，记录先秦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对于用兵作战的刻画尤其详实，是研究先秦时代作战方式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清淡务虚的世家子弟中，王敦是少有的对军事存在兴趣并加以研究的类型。王允之极有可能拥有同样的兴趣，因此才能在苏峻之乱中以弱冠之龄第一次领兵就屡屡获胜。

    王敦喜欢音乐，曾经当众表演击鼓，神情自得，旁若无人。

    王允之没有擅长乐器的记录，但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里有擅长音乐的谢尚，他的meimei王琅也喜欢音乐，所以音乐可能是他和meimei王琅、从伯王敦共同的兴趣爱好，是王敦觉得他和他相似的原因之一。

    上一段记载中除了音乐，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他“神情自得，旁若无人”，这一特点和他相关的事迹中反复出现。

    比如王敦去石崇家做客，石崇准备了十几名美貌婢女为客人更衣侍奉，很多客人都为在众婢面前脱衣感到害羞，但王敦一直神情自若，没有任何不自在的反应。

    王恺因为艺伎吹笛吹错音而将艺伎杀害，在座众人都为此失色，唯独王敦好像没看见一样镇定。

    换句话说，王敦是一个不太受外人影响，能够自己取得心灵舒适的人。

    这或许可以解释王允之对王琅完全不受世俗成见影响的重视与信任。

    御亭一战王琅还没有及笄，也就是未满十五岁（虚岁），而且还是时人认为应该远离军事的女性。但王允之对她的领兵行为不仅全盘支持，而且表现得非常乐观，让当时跟他同行到御亭的谢尚感到“匪夷所思”。

    几年之后，兄妹二人分别担任方镇长官，王允之的做法与御亭没有本质区别——他对meimei王琅的政策全盘接收，继承实行，让时人觉得非常奇异，并与西汉早期曹参不加改变完全继承萧何为政，萧规曹随一事并提。

    同时代人编纂的《语林》中对这件事留下了这样一则记载：

    “王允之刺州郡，妹琅之政一应承之，时人谓之萧规曹随。客有籍此挑拨者，王冷目视之良久，曰：「卿辈效妇人长舌，累吾妹行事胜丈夫，复有何面目言此？况古贤有言，善政但继之即可。我家阿琅为政无毫发爽，政考累年第一，何改为？」客惭而退。”

    译文对照如下：

    王允之担任江州刺史，对于meimei王琅的政策全部继承，时人认为是萧规曹随。有人拿这件事到王允之面前挑拨兄妹关系，王允之冷眼看了他很久，说：“你们这些人不承担男人的责任，反而模仿妇人说三道四，连累我meimei比男子还要辛苦，又有什么脸面说这些话呢？况且古代的贤人曾经说过，好的政策只要继承就可以了。我家阿琅治理州郡没出过半点差错，考评每年都是第一，为什么要更改？”客人惭愧地退下了。

    现代人读这段话容易不理解客人挑拨的内容，唐人对此解释的很清楚，萧规曹随意味着曹参不如萧何，根据古人的尊卑观念，王允之既是男子，又是兄长，地位各方面高于meimei，说他继承王琅的政策是萧规曹随，意思就是说他不如他的meimei。

    但王允之不觉得有问题。

    他不仅不觉得有问题，还特别的理所当然，认为“我meimei就是天下第一，有问题的是你们这些人”。

    就算以晋人的开明风气，他这种观点依然十分离奇，是他内心自有一套判断体系，不受世俗影响的表现。

    以上可以统一归结为他天性特质的影响。

    下一步要讨论的是后天事件对他的影响。

    （二）

    在王允之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事件毫无疑问是王敦之乱。

    王敦这个人的性格上文已经说过，与王允之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他与王允之有个很大的区别是他对亲情非常淡漠，而王允之对家人感情很深。

    王允之自己受王敦重视，父亲王舒更是早在年轻时就得王敦赏识，至王敦死，王敦依然极赞赏他。可以认为他这一支是王家里除了王敦的亲兄长王含之外，离王敦关系最近的一支。

    然而在王敦之乱中，无论王舒还是王允之都抽身极早，远在王敦第一次举兵前就脱离旋涡。因此后来平定王敦之乱，评定赏罚时，王舒这一支虽然失去皇室信任，但被封赏功劳。

    为什么父子两人这么早就开始和王敦疏远？

    一个可能性很大的原因是王敦杀害王氏族人，在家族内部制造自相残杀惨案的影响。

    世家重视宗亲关系，族人之间相互提携帮助，如王敦这样主动向自己人下手的情况相当罕见。

    渡江之前，王敦在江州担任刺史，驻扎豫章，堂弟王澄路过豫章顺道去拜访他，说话有些放肆，结果引发了王敦的忿怒之心，灌醉他的左右侍卫，又骗走他的武器，用力士杀害了他。

    渡江之后，王敦对皇室语言不恭，有叛逆的迹象，族兄王棱力谏不可，反复劝说他和王导一起忠心辅政，相互帮助，共同建立勋业。次数多了，他的言辞一次比一次激烈，终于惹怒王敦，派人秘密将王棱杀死。

    王敦第二次举兵谋反之前，族弟王彬苦苦劝他放弃，结果又惹怒了王敦，向左右用眼神示意收捕王彬，结果王彬毫不害怕，大声严正地质问他：“你当年杀害兄长，现在又要杀害弟弟了吗？”王敦才容忍下来，把他调派到豫章做太守，眼不见为净。

    有这些杀害族人的事迹在先，足可以解释为什么王允之听到王敦与钱凤的密谋之后“虑敦或疑己”，以至于当机立断地“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并且一找到机会就离开大将军府，回到父亲身边，没有半分犹豫。

    王澄是王敦的四友之一，两人在洛阳交游往来的记录很多，然而王敦杀他毫不手软，还是通过诱骗的手段处心积虑谋杀。

    王允之何时得知这件事，史料里没有记载，但他显然是入大将军府以后才知道这件事，并被此事深深震慑，导致他对王敦的态度从亲近相信变为忌惮怀疑。

    当时与王敦亲近的另一位王家年轻人王羲之也在这一期间发生了巨大的性格转变，从一个不擅长言语，性格内向的孩子变为擅长清谈，乐爱交游的风流名士。同时奠定了他远离朝局的决心，从原本的关心时政变为一心离开建康，只想在会稽终老。

    在这段格外难熬的时间里，填补王允之受创内心的人毫无疑问是他的meimei王琅。

    御亭之战前，《语林》的容止篇里有一段记载，是王允之本人亲口诉说他对于meimei王琅的感受，现将原文节录如下：

    “王渊猷爱重其妹琅，尝语谢仁祖曰：「山山不笑，便觉我家日光不昱。」谢未解其意。及见，琅着白衣乘马，意气高华，容光眩人，谢自谓得解。会建康讯至，府中有悲声，琅敛容遽行入府，乃服其言。”

    谢尚的父亲谢鲲长期在大将军王敦手下担任长史，谢尚跟随在父亲身边，与同在大将军府的王允之很可能有过交集。

    王舒出镇会稽之后，谢尚已经结束为期二十五月的守丧，在会稽郡上虞县的东山处理庄园田产等一些事务，和王允之在会稽郡的句章县重遇。

    两人年纪相近，重逢以后逐渐走近成了朋友。而两人平时谈论的话题内容，按《晋书》说法，王允之重视他的meimei，谢尚推崇他的jiejie，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各自夸耀自己的meimei/jiejie。御亭之战前，两人已经对于这个话题有了多次交谈，可以相互理解，那么他这段对meimei的评价很有可能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并非很多学者认为的对meimei外貌的夸大。

    王琅是个很喜欢笑也很擅长笑的人，性格直率开朗，富有魅力，能够轻而易举将自己的感情辐射给他人。现存史料里有大量时人对她观感的记载，大抵与王允之的感受相差不大，或直接沿用了他的形容。

    而王允之本身感情不形于颜色，但天性敏感机警，对人心洞若观火。王琅直率开朗的性格正好弥补了他内心因王敦之事留下的伤痕，让他可以全身心地信赖相信，不用担心有任何后果。

    关于王敦事件对王允之影响的另一个佐证是王允之和王琅对于丞相王导的讨论。

    王允之除了推崇自己的meimei王琅，留下大量他对于王琅充满个人色彩的看法之外，从不评价其他人。唯一的例外是兄妹二人有一次谈论到丞相王导善于提携族人，向来以倾听meimei说话为主的王允之突然给出一句评价，而且是反问式的评价：“彼其推举之太尉、大将军，而今安在焉？”（他所推举的太尉、大将军两人，如今又在哪里？）

    太尉是西晋末年曾任太尉的王衍，王导看好他一定能成名，劝说身边人共同推重王衍。王衍也的确一路做到了西晋的三公之位，成为王家登顶当轴士族的关键人物，但王衍自己留在洛阳没有渡江，后来被石勒杀害。

    王琅对他这番话的反应是“悚而惊”，可见王允之说话时的语气绝不会平静寻常，甚至可能含有忿恨，以至于和他无话不谈的王琅一时之间都被他吓到。

    理智让他认清王敦冷酷残忍的本性，及时与王敦疏远，但他仍然对王敦的最终遭遇怀有同情之心，直到多年之后依然无法释怀，认为是王导的推举导致王衍、王敦二人走向无法收场的结局。

    如果不是心理上曾经对王敦非常亲近信赖，他不会如此不平。年少时这段所信非人，自己也险遭杀身之祸的经历，无疑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感情创伤。

    第20章 间章

    （三）

    王允之少年时有军政才，而且被人所知，从《晋书》记载来看，王舒在荆州的时候王允之就跟随在他身边，看着父亲统率西府，等到王敦之乱平定，皇帝想让他出仕，他的父亲王舒代替他拒绝了这次任官，理由是年龄还小——“臣子尚少，不乐早官”。

    苏峻之乱中他刚刚成年，第一次参与直接作战就一战成名，事后清点战功论功行赏，王允之受封番禺县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领受的官职则是建武将军、钱唐令、司盐都尉，仍在父亲王舒辖制的会稽郡之下，只是从有实无名的父亲幕后帮手变成了有实有名的明面主事，不像其他王氏子弟一样先到建康领五六品的官职，担任朝官。

    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任官，和他meimei王琅积极主动谋划，精心设计路线的做法截然不同，可见王舒“不乐早官”的话语只是一种借口，功名利禄在他眼里自始至终被看得很淡。

    但此后他依然连续出镇地方，成为王家在地方军镇的实权人物，并逐渐对东晋朝局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和他meimei王琅的积极仕宦态度是分不开的。

    或者可以认为，正是王琅在军国大事上的志向和才能，促使他不得不违逆本性出仕，发挥自己的军政才能。

    前文已经论述过，他和meimei王琅的感情很好，在心理上对王琅有严重的依赖情绪。以东晋当时的情况，王琅想要有所作为，他这个兄长的扶持和帮助非常关键。

    事实也正是如此。

    当兄妹两人相继出镇以后，王家很惊讶地发现，这对兄妹使用起来竟然比过去王家势力全盛之时，子弟遍布显要州郡的情形下还要灵活有效。

    过去王敦、王含、王舒、王邃、王廙、王彬虽然是同族，彼此同气连枝，相互照应，但各自才能不同，志向也不同，只是在王敦的尊名威望之下听从他的指令，等王敦和王导离心之后，瞬间化为一盘散沙。